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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统乡村渐渐消逝后的真空【新资讯】

发布时间:2019-10-18 11:47:53 阅读: 来源:硝酸盐厂家

《农民何谓》是中央电视台“新闻1 1”栏目副制片人,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司徒朔以媒体工作者与农民后代的双重思维,与农民父母的一场绵长而深入的对话。司徒朔通过梳理父母记忆深处的诸多切身体会,力图以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字努力还原历史细节。所以,这本书也是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65年来的变迁史。

尽管本书对话具有家庭个性特色,但以笔者对华中老家农村的了解,两地相距甚遥,感受却大同小异,比如近年来迷信思想在农村迅速蔓延,农田撂荒现象司空见惯,农村学校撤并后村办小学的消失,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乡村治安形势严峻……笔者父母在老家时原本分得几亩薄田,前几年搬出来后,因村里抛荒田地实在太多,别说是租,许多过去大家争抢的良田近年也纷纷撂荒,所以家里那几亩田地到底有没有人耕种父母也懒得打听。种田既然不赚钱,谁愿意种就让谁种。

读懂中国的农民,才能读懂中国的农村,才能深入认识中国农业的现实,才可能更有效地破解“三农”困惑。司徒朔与父母的对话,其实是打开通向农民心底的一扇窗户,而了解更真实更全面的“三农”现状,需要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倾听。

传统体制的迷茫与迷恋

直至今天,在工人与农民的不同身份中,农民始终扮演弱势角色。在大集体年代,农村又像一个小小的体制。尽管这种体制很脆弱,并不能满足农民的温饱要求,但在体制之内,大家分配相对平均:即要穷一起穷,要饿一起饿,有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味道。在平均主义下,个体欲望被最大限度掐灭,连村集体“准备种点豆子”,居然被公社来人“绑起来”批斗。在僵硬体制下,家庭贫富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寡。在传统农业体制下,政府的力量无所不在,从计划生产到计划生育,几乎没有落实不下去的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集体土崩瓦解,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化肥与农药以及优良种子的“催化”下,粮食产量迅速增长,农民收入也实现了多年来的罕见快速增长。这次农业改革,更像是打破传统体制,至而释放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然而,经过几年增长,靠产量增收模式很快触顶,一则产量不可能无限提高,二则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农业改革后继乏力,而增量式发展并未直面农村多年沉淀下来的种种问题。

但是,传统体制的力量从农村骤然退场时,并未出现弥补传统体制真空、适应市场形势的新兴经济主体。表面看许多地方的农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实则大多归功非农收入。2000年2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5年后,国务院取消了农业税,中国农民数千年来第一次不用交税了。对农民而言,这当然是天大的利好,但不交税与农业补贴并不能给农民指明发展方向,农村地少人多,发展瓶颈显而易见。为了给儿子凑足大学学费,务农“好把式”的父亲不是靠老本行,而是外出打工。

所以,可以肯定,父母辈对传统体制的迷茫与迷恋,并非真留恋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而是对能带领农民走上致富道路的新社群组织的强烈渴望。

小农思想的困惑与无奈

本书开篇,司徒朔提到以前有朋友笑他“你真农民”。在当下的现实中,农民这一传统身份正悄悄地让渡于农民工。农民工虽然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粗、重、累、毒、脏活,但他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社会上均未取得应有的认同。所谓“农民工”,意味他们的第一身份仍旧是农民,而“工”更像是一种点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农民工”就像是一只远飞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无法真正挣脱农村的羁绊。

在粮食紧缺年代,农民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在以农补工、以农补商的政策下,原本收入微薄的农民长期处于向社会输血的状态。温饱问题解决后,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务农还有补贴,但务农收入不高或亏本的现状并未扭转。农业仍像是大量务工人员的稳定阀——一旦市场经济波动,“农民工”将不得不撤回大本营,城市根本不用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像司徒朔的父母一样,虽然农村仍有一些选择务农、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地道农民,但在种田无利可图的现实面前,大多只是种点基本口粮。即便像2008年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许多人要么就近找些杂活,要么靠啃打工挣的老本,等待再度外出的时机。

表面看来,农民缺乏长远眼光,小富即安,所以,尽管时过境迁,小农思想仍旧是社会给予农民群体最经久的评价。但上升通道狭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捉襟见肘,置身这样环境,能安身立命尚且不易,更何况包括赡养老人等所有责任都得一肩挑。农民收入低,抗风险能力更低,经不起疾病的折腾。他们所处的现实困境决定了他们的思维。

传统的崩塌与待建

每个乡村原本均有其纯朴而又独特的传统。这些传统有的是落后的,有的则具有典型的“抱团取暖”特色。比如,父母辈的婚配大多源自媒人牵线,二人从相识到结婚几乎没什么深入的沟通。新一代农民或说农民工不太可能延续传统方式走进婚姻殿堂。毫无疑问,这是现代文明沐浴的结果。

但并不是所有改变带来的都是进步。过去农村逢婚丧嫁娶和建设住房等,“一家有难全村帮忙”,现在几乎没有可能了。要么留守人员缺乏劳动能力,要么年轻人利益观念增强不愿无偿相助。过去农村偷盗现象较少,因为东西都是集体的,偷了也不敢拿出来用。大集体制度瓦解后,分田到户,队产变成了私产,但原本“群防群守”的安保体系因生产队的消失一并失去功用,猪、羊、牛、驴、鸡等都成了不法之徒的偷窃对象。尤其是耕牛被盗,这在笔者老家已是很常见的现象。

过去大集体时代,在行政力量主导下,有一些活跃于乡村的文化活动,除了放电影,还有说书、舞龙(船)等,大集体消失之后,这些活动瞬间清零。今天走进任何一个村落,看到最多的娱乐是看电视和打麻将。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到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其实相较于劳动力空心化,农村文化信仰的空心化更令人忧心。近年农村迷信风潮的兴起,特别是一些邪教的蔓延,很难说不是农村精神空虚的真实折射。

过去我们常讲发展是推陈出新,仅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农村发展经历来看,“陈”倒是推下去了,但“新”却迟迟未能建立,农村道德水平迅速滑坡。发展肯定会淘汰一些旧东西,但如果没有新秩序的建立,面对农村的文化“真空”,迷失在所难免。更多最新三农资讯,请关注中国最大的农药信息网--中国农药第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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